汉坤律师事务所是中国领先的综合性律师事务所之一,专注于国内、国际间复杂的商业交易和争议的解决。作为中国律师行业的领军律所之一,汉坤尤其以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兼并和收购、境内外证券发行与上市、投资基金/资产管理、反垄断/竞争法、银行金融、飞机融资、外商直接投资、公司合规、私人财富管理、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等板块的法律服务著称,连年被国际权威法律媒体评为亚太区顶级中国律所。
汉坤拥有超过700名专业人员,分布于中国几个主要商业中心城市:北京、上海、深圳、海口、武汉和香港。汉坤的律师拥有优秀的学历背景,具有长期服务境内外客户和参与复杂跨境交易与争议解决的丰富经验。汉坤的工作语言包括中文、英文、日文、韩文和德文等。
路博迈集团成立于1939年,为一家独立经营且由员工持股的私人投资管理公司,主要业务为协助全球机构投资者、投资顾问与个人投资者管理股票、固定收益、量化投资与多元资产、私募股权、房地产及对冲基金投资组合。路博迈的营运据点遍及全球25个国家,多元化的团队云集超过2,500位专家。在《养老金与投资》杂志面向资金管理领域进行的“最佳雇主”调查中,公司连续八年排名第一或第二位(在员工人数1,000名以上的公司中)。2020年,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PRI)将路博迈评为“领导者”,以表彰其在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方面的卓越表现,只有不到1%的投资公司获此殊荣。在2021年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的评估报告中,路博迈在ESG策略与尽责管理以及各类资产之ESG整合等项目获得最高评分。截至2022年3月31日,路博迈的资产管理规模为4,470亿美元。
发表时间: 2022-05-24 18:50:24
作者: Irene 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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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勤:中企跨境上市面临更严监管
近两年,中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行业迎来了几乎是过去十年最为严格的监管,包括反垄断执法领域开出了大量罚单、K12教育的行业整顿、直播领域的税务稽查、网络安全和数据合规以及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的一系列新规等。“在过去两年多来,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中国律师陪伴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客户及投资人不断去面对的变化。”李勤表示。
从去年中开始,大量企业主动暂停赴美上市的计划,美国证监会也一度暂停过对中概股VIE架构企业的上市申请审核。美国和香港资本市场的中概股表现进入了相对低迷期。
李勤称:“以我们参与的境外IPO来看,也感受到了美国和香港的证券监管机构对境内监管变化的关注。比如香港现在已经在几乎每一个项目上要求中国律师对一系列中国新规相关的问题发表意见;在赴美上市方面,自从今年2月《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正式生效后,落入监管范围的赴美上市企业首先要主动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在她看来,尽管发行人的合规成本和监管沟通的成本在新规出台初期看起来加大了,以及不少一级市场的股权投资人、特别是临近IPO轮次进来的投资人,也会因此对企业提出一些要求,但随着近期相关法规细则的落地以及监管口径的逐步明确,拟上市企业和中介团队对于上市审核机构的此类问题已逐步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处理方式,能够比较理性和专业地去应对相关问题。
不论既得利益者是否愿意面对或接受,李勤认为,中国对于互联网等行业已进入全新的强监管时代。但是,监管不等于打压,监管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无序竞争、建立一个长期规范的监管体系,从而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此外,中概股审计底稿问题也是近两年来最受关注的挑战之一,这也对众多私募股权投资人的退出渠道选择在目前来看构成了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中美双方在该问题上一直是冲突和沟通并存,这是一个历史问题。
如果从法规层面来看这个问题,则需要关注美国和中国的相关规定。例如,美国对审计底稿的监管要求最早是在2002年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中提出的,由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负责执行。但该法案和SEC对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底稿的监管规定,与中国的法规存在一定冲突。比如:中国于2009年颁布了《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要求在境外上市的境内公司在境内形成的工作底稿等档案应当存放在境内。如要向境外监管机构提供或者公开披露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的档案的,应当依法报国家档案局批准;2015年财政部进一步要求中国企业委托境外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的,在境内形成的审计工作底稿也应存放在境内,等等。
在上述两国监管规定冲突的背景下,中美双方就审计监管合作的问题很早就开展了磋商,包括2011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2013年的执法合作备忘录、以及近两年因为监管冲突升升级而导致双方更为密切地磋商,好消息是近期能看到双方不断地就监管合作释放出积极的信号。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两地的证监会在为了推进审计底稿监管合作进行一些努力,相信最终一定会找到一个满足两国法律要求的平衡点达成合作。”她称。
陈凛:PE/VC投资退出面临挑战
陈凛
上述监管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私募股权投资行业。
与美国PE/VC的退出结构截然相反,IPO一直是中国PE/VC推崇的退出方式,占比超过80%,并购退出相对小众。中国注册制实施后,IPO通路更宽了,让PE/VC和创业公司们更加看重IPO退出,并购市场愈显冷淡。但2021年初起,A股、港股、美股市场接连变天,港股和美股IPO数量急转直下,A股IPO市场也从新股破发走向频频弃购的尴尬。通过研究美国PE/VC退出从IPO主导走向并购主导的历程,中国IPO的赚钱逻辑被打破或许并不是短期现象,而是一个拐点的来临,“是时候考虑并购退出了。”陈凛表示。
早年众多美元基金青睐的中国企业都以美国上市为退出的主要渠道,在陈凛看来,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退出机制。“我们也和监管机构、投行进行过交流,目前中概股审计底稿的问题仍存在一定挑战。对所有PE投资人而言,退出都是最为关注的问题。”
尽管香港“二次上市”渠道的开通为很多在美上市的中概股留了退路,例如京东、阿里等互联网企业也在过去两年赴港“二次上市”,但陈凛认为问题仍存。
“香港股市也比较有挑战性,更适合大盘、传统企业,起码要市值超过30亿元。此外,香港的交易量仍低于美国市场,即使京东等公司在香港‘二次上市’,很多交易量也仍在美国的交易所。”他称。
当然,全球基金此时也会在全球寻找其他机会。例如,维恩资本参与投资了领先的数字私募股权投资平台 Moonfare,Moonfare 为个人投资者提供了选择私募市场基金的机会,而这些基金以前只供机构使用。维恩资本也试图将其引入中国市场;此外,维恩资本也投资了印度的物流初创公司Porter。Porter 于 2014 年创立,提供经济、高效和可靠的物流解决方案,目前已为 13 个城市的 500 万客户提供服务;此外,维恩资本投资了英国搬家运输公司AnyVan,这是一个提供国际专业搬运运输服务网站。
“我们先投资了货拉拉,把经验复制投资了印度的Porter,收购了英国的AnyVan。我们所投资的不少案例,都从中国的商业模式中有所借鉴,同时我们也希望为中国市场引入更多国际经验和做法。但在当前的市场背景下,成长企业权投资很具有挑战性,因为很难确定新的增长率,随之也比较难确定相应估值,也很难上市退出,因此在国内投资时,我们更倾向于并购类项目。”陈凛称。
周志峰:关注点从模式创新转向深科技
周志峰
尽管面临一系列挑战,来自VC投资机构的周志峰仍持更为乐观的态度。
“关于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中国证监会和投行、VC机构等都进行过沟通,明确支持国内科技公司在海外上市,年初就有过相关讨论。目前,中美两方监管部门仍在保持沟通,努力保持美国上市通道对中国企业畅通。”周志峰称。据他了解,中美两方监管层已经开始就上市发行制定新的管理办法。此前中国证监会也提及审计底稿谈判进展顺利。“这都是好消息。我相信美国上市仍是诸多中国企业的选项,只是暂时面临逆风。”
此外,香港上市通道也可能迎来新的积极变化。周志峰表示:”港交所正在考虑引入‘纳斯达克’式的科技板块,为中国科技公司上市铺路,并且设立新的上市发行规则,允许未盈利和没有收入的科技公司上市,帮助中国科技企业实现更快的发展。”
他表示,新的科技板可能会考虑面向这些科技领域——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新能源、量子计算、太空技术等。这对创业投资机构是一个很振奋人心的消息。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港交所在上市规则更新方面与时俱进。2018年4月,港交所在主板上市规则中新增第18A章《生物科技公司》,允许未有收入、未有利润的生物科技公司提交上市申请,由此,港交所成为越来越多生物科技公司的首选上市地。自2018年以来,有近50家公司通过18A规则实现上市。
去年,北交所也正是启动,与上交所、深交所、港交所、及美国的证券市场扮演的作用不同,对“小巨人”即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起到支持作用。
在这一背景下,周志峰认为,中国的创新仍将持续推进,前沿科技仍将是主线。投资人的关注重点从以前的互联网模式创新转向深科技(deep tech)或硬科技,关键在于在更早的阶段布局优质的公司。
“中国在风险投资总金额上仍落后于硅谷,去年美国风险投资创纪录达到3000亿美元,是中国的两倍。但在对一些基础科技的投资上,中国超过了美国,例如芯片等半导体企业上的风险投资额近100亿美元,是美国的六倍。”他称。
Kathy:私募股权面临估值新范式
Kathy对一、二级市场都有深入观察和参与经验,在她看来,目前投资人正面临投资范式的转换。
早年,中国科技企业都会赴美上市,很少选择香港,但因为VIE结构仍面临很强的不确定性,很多企业都转投香港上市,但这一过程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香港投资者向来青睐重资产、高盈利、高分红的公司,例如金融机构、消费零售板块等,对新经济的兴趣有限,对亏损的公司的容忍度也比较低,这对投行承销也构成挑战。”她表示,另一个问题就是估值,相比起美国,在香港上市的科技公司都会遇到估值减计(valuation haircut)。同时,股权结构也是挑战所在。港股目前有三家“同股不同权”公司,分别是阿里巴巴、小米集团和美团点评,其高管都以个人身份持有特殊股权。但是对中小型企业来说,能否用同股不同权的结构仍存在不确定性。
Kathy认为,在诸多挑战下,成为一个合格投资人的门槛越来越高。一方面要关注投资管理、退出战略,同时还需要应对监管变化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以前我们一直说摸着石头过河,但突然间发现完全没有石头可摸了。”
就投资主题来看,AI、SAAS、新能源、新消费等板块快速轮动背后,是投资者希望寻找未来可以与过去十年的移动互联网相匹敌的投资主题,,但目前主线尚不完全清晰。
另外一个挑战是,二级市场估值今年以来不断收缩,导致一级市场感到寒意,整个美股的估值体系已发生变化。“今年以来,纳斯达克指数从高位暴跌近30%,BVP纳斯达克新兴云指数在过去六个月暴跌57%,市场情绪转差,估值方法从P/S(市销率)到P/E(市盈率)再到P/FCF(自由现金流)。关注点都回到了基本面,例如企业的现金流、盈利水平和增长速度。”
例如,SAAS在美国市场过去两年异常火爆。MongoDB此前发布了财报,业绩大超预期,股价一夜间大涨18%;另一个公司Snowflake财报仅为符合预期,但股价就暴跌15%,可见市场给予的奖惩越发极端,估值方式、二级市场情绪的变化都会传导至私募股权市场。
面对新常态,一系列新主线受到关注。Kathy表示,例如,中国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出生率急剧下降,18%人口都超过60岁,出生率在过去五年下降50%。数字化成了诸多企业的优先考量,由数字化浪潮引发的数据网络安全服务/解决方案的需求随之攀升;第二个因素就是中美摩擦。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需要发展自主可控的技术,投资者将注意力转向“深科技”;此外,ESG和清洁科技也成为各界的关注点,各界的碳中和的意识不断强化。
Cindy:花更长时间寻求更合理的估值
消费行业亦是前几年被资本爆炒的领域。前几年,资本涌入消费品牌领域,拥挤的赛道带来项目估值迅速上扬。一些长期深耕赛道的投资机构不得不放弃部分投资机会,对于他们而言,不是公司质地不好,而是市场太不理性,因而更倾向于在潮落时进场出手。
“中长期来看,我们对消费板块持乐观态度,即使贸易摩擦加剧,消费仍对中国至关重要,只是这是一个周期性行业,我们希望找到估值更合理的标的。”Cindy称。
在她看来,过去几年,很多被市场炒作的公司估值难以持续,二级市场泡沫破灭的案例也不断浮现,因此目前需要先冷静下来。当下消费投资面临两大挑战——首先就是退出机制,是否仍可以在A股、美股、港股退出。并购可能会加速,但谁会来买、估值如何?这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二大挑战就是估值,“在杀估值的市场环境下,成长公司的估值很具有挑战性,去年融资的公司获得超高估值,但在今年估值调降的大环境下,如果创业者还要继续融资,可能很快就会面临Down Round(新一轮融资对公司的估值低于之前的估值)。但如果不愿意进行Down Round,同时公司资金又吃紧,消费者需求还开始下降,获客成本又仍居高不下,这时企业就会面临窘境。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新消费公司承压。”Cindy表示,现在会将投资门槛大幅提高,不到最后一刻,投资人都在近乎疯狂地对估值和交易条款进行协商,持有现金观望是更好的选择。
就未来的投资方向而言,Cindy表示希望寻找一些未来仍能成为主流的趋势,比如可持续主题、元宇宙、虚拟消费,“针对这些概念,我们会寻找一些初期阶段的公司;对晚期阶段,我们尝试寻找一些面临反转机会的优质资产,并在更合理的估值介入。”
Scolet:基金融资受不确定性增高和风险偏好变化产生分化
近期PE/VC融资端受多维度不确定性增高和市场风险偏好变化影响,亦有挑战。
“目前很多美元LP持观望态度,试图更多的了解多维度变化后的中国投资情况的变化,并需要一定时间来形成新的观点。” Scolet表示,但对LP而言,不投资中国也是很困难的抉择,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中国和亚洲亦是多元化投资组合的重要配置标的,尤其是其他地区、资产类别的投资也出现调整之际。
根据去年的一项针对资产管理规模超过10亿美元的长期LP调查,超过80%的机构表示会保持或增配中国资产。有趣的是,那些对中国配置比例较低的机构中有超过50%的机构希望增配中国资产。
“我认为今年是资金涌向优质资产的一年,从而导致不同基金融资情况的分化。目前这种市场,LP会继续支持他们高置信度的GP,这些GP曾为他们产生过不俗的回报,并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LP也了解其投资逻辑、信任投资团队;但对于其他不够了解、或置信度不那么高的投资机构,LP会倾向于更加谨慎,这些机构的融资可能会面临更多不确定性。”Scolet称。